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学科应是一门科学，在政治学界已形成共识，而且许多学者都从事过这方面的事情，亦即试图把政治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政治科学。在这些学者中，行为主义者的运动最引人注目。
可是，他们所建立的政治科学虽然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成就，同时也袒露了这一“科学”脱离现实的不足：政治学越“科学”，就越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体现为“在社会生活小的问题上完全相信自己的发现，而在较大的社会问题上却怀疑自己都能说些什么”的政治学危机。为什么行为主义者的科学努力会在政治学领域造成一场科学脱离现实的危机？本文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举行探讨，寻求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并就政治学的科学目的的寄义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同时，也希望对解决这场危性能有些微启发。
1.政治科学目的的提出及反思对政治举行科学研究的这一目的追求，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渊源流长。亚里士多德就主张，政治学是一门对政治实践举行应用研究的科学。
他也曾为了这一目的的实现而深入考察了古希腊许多城邦的政体状况，并写成政治学研究的第一部经典著作《政治学》。霍布斯也曾尽力主张政治学的科学研究，他是有意识地试将政治建设在科学的基础上的第一人，在他的政治学名著《利维坦》中，就是从科学的角度着重对人的行为及心理举行分析，显示出其政治研究的科学机械主义看法。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也含有将政治研究带入科学的孝敬，并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尔后，许多寻求建设真正的科学的政治的学者，为了去发现抽象的原则，甚至是诉诸数学的权威来建立政治科学，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的政治是必须具有严格的抽象和逻辑基础的。可是，明确提出切合科学要求的政治学研究，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和西方社会生活的日趋庞大，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解释，与受控制的实际政治世界之间有了很大差距，学者们认为政治学在向科学的途径上迈进比其他社会科学晚了许多。于此同时，在美国思想界，逻辑实证论取代了实用主义成为“科学”的哲学。
于是，政治学的学者们便纷纷提出，以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模式来铸造一套统一的政治科学研究模式。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月占据美国政治学的主流职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这种思想配景和社会情况下孕育发生的。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并居于主流职位的历程，是陪同着西方传统主义政治学的衰落而泛起的。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西方政治学研究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在政治学学科领域内存在着一种传统，那就是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政治学家的任务不说是唯一的可能也是主要的，就是要发现这种传统并从制度形式、思想体系、政治看法、认知实在及论据的体裁之类的事件上，对这种传统举行历史的、思辨的论述与研究。这种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月以前险些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挑战，使得政治学研究等同于传统主义，即对政治的研究只是着重于从制度上、执法上或从历史事件的角度，考察以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体贴不够。
这种政治研究一旦脱离政治生活的现实，而抽象空洞地谈论所谓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对现实政治生活及其生长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行为主义者正是针对传统主义政治学研究的这种毛病，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主张。行为主义原初是心理学中的一种倾向。
它主要在于，传送科学的意旨，以可视察的行为为中心，亦以新的姿态划分知识学科的体系。在政治学中，“行为的”代表了政治学趋向更严格、更尖锐的科学运动。
二战后，当心理学被相继引入其他学科其中包罗政治学学科以后，一大批政治学家主张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对人的政治行为举行更切合自然科学模式要求的政治研究。于是，在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规模浩荡的行为主义运动，而且最终在五六十年月占据了政治学的主流职位。行为主义并没有明确而稳固的信条，人们所赞同的一套假设与划定，有时仅被视为一种“心境”或“说服力”。行为主义虽然缺乏对这种假设与划定的明确性与一致性的认同，可是它仍有一些主要的信条与倾向。
在行为主义者看来，科学是履历主义的、单纯的、重事实的作风，要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就应阻挡传统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的只注重于形而上学与抽象的思辨，阻挡以历史的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来对现实和未来世界的演化，以及阻挡执法的、制度的及伦理的研究，而应注重实际的可视察的行为，即注重实际上具有政治意味的行动者的行为的研究，寻求审慎的评估、测试履历理论即行为世界的理论的尺度，并在一定的理论指引下运用数学的、量化的方法收集资料，以合乎一定的理论目的。大卫·伊斯顿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首先必须在政治学领域增加一些履历的工具，以在其内寻求或建设起一套能够标示出整个政治学研究主题的普遍性观点和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学建设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具有最低限度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并对现实政治生活能作出系统的、履历的、切合因果关系解释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可是，行为主义者在品评传统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错误时，他们自己也未能将这二者很好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为了追求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却把对政治的履历研究与价值研究在政治学内部区别开来，认为政治科学所体贴的只是可履历的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事实应当怎样的规范性等问题，置于科学的研究之外。如果把对政治的研究等同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只是讨论息争释可视察的政治事实是什么的运动，那么行为主义者建立的政治科学，确实可以称为科学（只管它还不能算为成熟的科学），因为它切合科学的履历特性。
可是事实说明，这种建立运动并没有能够给予其科学的职位，反而带来了一场政治学的危机。可见，真正的政治科学并不只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现实的政治作出“是什么”的研究，对于政治价值和政治规范等问题予以回避，相反，它更需要对那些有关价值的规范的问题作出回覆。美国政治学家爱·麦·伯恩斯在评价这种行为主义政治学时写到：“……，和分析学派一样，他们（指行为主义者）深深关切的是方法论。……，他们是履历派，有探求事实的热情，可是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
正如伯恩斯的评价一样，行为主义者的政治科学建立，是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其理论焦点的。他们所建立的政治科学的失误就是源于这种实证主义科学观自己的失误。
2.实证主义与科学 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科学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它包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内容，其本质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求知运动，其使命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因此，客观性即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的。可是，如何实现科学的这种客观性，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主张科学的实证主义看法的人们认为，一项陈述只有被履历证实才有意义，而只有有意义的陈述才是客观的陈述；反之则属于应予以扬弃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
其实，实证主义者所说的客观性，是以我们经常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或触到的等工具为基础的，他们对这种客观性的获得是归纳主义的。只管波普尔从反归纳主义的证伪原则态度出发，对这种证实原则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可是他们都内在地包罗了对这种以履历证实为焦点的科学的“客观性”的默认，认为科学正是通过对履历世界的客观性的掌握，而逐渐获得的一种纪律性认识。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那些无法在履历基础上掌握的，如小我私家的价值倾向、喜好、兴趣等因素，应是科学研究规模之外的事情，因为它们都是人们的心灵运动的体现，是特殊性的主观性的工具，无法通过视察和实验来对其举行纪律性探求。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这种明白和要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可以获得实现的，因为自然界（与人文世界相对应）的事物是没有意识、没有价值倾向的，只要自然科学家在举行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时，清除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和兴趣喜好，就是可以获得科学的这种客观性结论的。可是，作为对人类自身举行研究的社会科学，要清除这种对人的主观倾向和价值选择的研究，而到达一种客观性的结论是不行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本是充满着价值冲突和利益纷争的。
况且，社会科学事情者也是生活在这种社会情况中的，任何一位对人类社会的生长怀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学者，都是不能对这些价值冲突和利益纷争熟视无睹的。可是，究竟如何取得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呢？于是，一些社会科学事情者纷纷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设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主张。
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所谓“价值中立”、“价值祛除”的观点，是以关于科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认知与评价，以及形貌与规范等方面的区别为前提的，所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建构或形成历程自己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斯·韦伯是明确而系统地阐释“价值中立”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在举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必须摈弃小我私家的价值倾向而应接纳一种逾越小我私家主观好恶的客观态度。
可是，他的“价值中立”主张并不是象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人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倾向的研究与讨论，既不须要也不行能。相反，他认为社会科学对这些意识和价值的研究与讨论，是很是须要的，也是可能的——只要他的研究是一种对小我私家主观性的逾越而并不是拘泥于这种主观性。而且他还认为，社会科学对这些有关价值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价值评价、价值判断等问题举行科学的研究，是有助于弄清社会生活中的有关价值问题及其所造成冲突的社会泉源的认识，并能寻求解决冲突的真正措施。
显然，那些主张价值和意识等问题，纯粹是人的主观性方面的学者，认为对它们的研究是不会有普遍性和纪律性的实现。其实，他们的这种对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截然二分的认识，不仅是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违背的，也是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不相切合的。
以上通过对实证主义者所明白的科学客观性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认识论上的那种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由认知工具决议的，而是由认知主体和认知工具，即社会科学事情者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效果，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不在于清除主观性，而是在于如何包容这种主观性，或者说是逾越这种主观性。由此可见，科学并不是拒斥价值判断的，而是更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因此，恒久困扰科学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难题，已不再是是否作出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应如何作出价值判断的问题。
现在看来，行为主义者在把政治学上升为政治科学的努力时，将有关的对现实政治作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研究置于科学运动之外，是把问题太过简朴化了，是一种如同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行为。因为，政治世界自己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有机体，政治科学要能够科学地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就不能差池其作出价值判断。3.政治科学中的科学性与价值判断今天，政治学已居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职位，是关于对人类政治现象和政治纪律举行研究的科学。
科学的政治研究之目的，是为了将政治学生长为一种对有关现实政治革新、社会控制和公民教育等能予以指导的科学。当初，行为主义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并居于主流职位，亦是建设在将政治研究的重点，置于一种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科学基础上的。大卫·伊斯顿等人提出的行为主义的焦点信条，即根据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模式来建设和生长政治科学的努力，在推动政治学生长，特别是使政治学向科学的目的迈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为科学的政治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性和形貌性的观点，也为现实的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是富有启发性的科学方法。
可是，由于行为主义的“纯科学”态度而放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举行研究，因此，它因未能解释和说明其时主要的社会及政治性问题而受到了品评。在上文中，我们已详细地探讨了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科学并不是不作出价值判断，而是应作出越发科学的价值判断。
政治科学亦是如此。它不只是象行为主义者那样，借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构建所谓科学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框架，对现实的政治现象作准确而周密的形貌，对种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切合因果关系的说明，至于政治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利益和价值冲突等实质性的政治内容不置能否，或将它们拒斥于政治科学之外。这种政治科学的实验，只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
反之，真正的政治科学是不能回避价值问题的，它必须面临种种政治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利益和价值等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并寻求一种解决冲突的基础指导思想和详细的措施。所以，政治科学的实现，并不是借助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方法论原则，建设某一种学科体系并标以“科学”的标签就能够完成的。它必须在其学科内部获得一种向科学目的迈进的真正动力。政治学要成为政治科学，不仅应象行为主义者那样对其科学性的追求，即政治学不仅要对现实政治作出切合事实的判断，而且更需要一种不停革新、不停缔造的思想，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提供一套科学的价值目的和评价尺度，来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
政治科学的这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因此，笔者认为，政治科学对不停革新、不停进步的价值目的的追求，如同对不停革新、不停进步的技术需要一样。
只有将政治科学目的中的政治性内容，与方法上的科学性要求完整地联合起来，才会有政治科学的真正实现。二十世纪六十年月末，在行为主义者的内部提出“新革命”，即“后行为主义革命”的招呼，讲明行为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建立运动的不足，而且开始淘汰一味地对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的强调，而更关注于政治学科的社会使命和政治问题的研究。这才是政治科学所追求的真正目的。4.政治科学实现的可能“政治”一词，古往今来的政治学者都有过差别的叙述，但要给它以一个明确统一的界说又是很难题的。
因为每一个社会在差别的历史时期，都市面临一些基础差别的时代性问题，这便决议了每一个社会的政治都是有其各自差别的时代性主题。因此，如果说政治就是“对这”或“对那”的研究皆难免有些片面。不外，从政治界说的这种模糊性中，我们可以隐约地领会到，政治总是一定的人围绕着一定的政权而展开的运动，目的是通过这种运动来维护或实现一定的利益。
因此，政治作为维护或实现人们特定利益的一种功效性上层修建，是陪同着人类社会而相始终的。自从有了人和人所生活的社会，就有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来往和利益冲突，随之，在人们的思想上便发生了种种差别的价值观或价值倾向，政治就是为了协调这些利益和价值的冲突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还是掌握了政治生活的基础性问题的。
社会之所以需要政治科学，是由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实践需要科学的政治理论来指导；人们之所以需要政治科学，是因为在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到场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反之，如果政治科学不能作为科学来说明现实的政治应该怎样生长，以及这种生长对人们的切身利益会发生什么影响，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履历作出判断，并以此作出相应的政治行为，而并不能为现实政治提供一套批判性的价值准则，那么，这样的政治科学一定是与现实的政治相脱离的。因此，政治科学是不能简朴地回避价值问题而不作出价值判断的。
以上对政治生活的固有性质的分析，说明晰现实政治世界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可是，要对现实的政治世界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并不象作失事实判断那样简朴。政治科学的事实判断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客观判断，一般包罗对一定时代或一定社会形态的配合利益的性质及其变化的判断；对该时代或该社会形态中有关政治的思想、行为和制度的性质状况的判断；对政治的思想、行为、制度为适应生长变化的配合利益，而生长变化的运动状况的判断等。
只要政治学者在对现实的政治举行研究时，以认真严肃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能获得对政治生活的这种客观判断。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差别的社会团体在差别的时代都具有其差别的政治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种种差别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政治价值目的。政治科学要对如此纷繁庞大的利益和价值冲突的世界，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尺度，其首先必须驻足于一定时代的政治现实，分析和判断这一政治现实中的最大多数人的配合利益和配合愿望，然后以此作为现实政治的“参照系”来解释、评价和预测现实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生长，使现实政治朝着这一理想的政治目的迈进，以便不停完善现实的政治世界。政治科学家在为现实的政治提出理想的政治目的时，就如同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一样，其实它们都只是每个政治思想家小我私家的政治愿望和政治主张的体现。
政治思想家要将他们小我私家的政治愿望和政治主张，提升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配合理想和配合追求，一定要首先站在人类配合利益和配合愿望的态度上，真正代表整小我私家类的配合利益和普世价值。政治学者和政治思想家的这种以人类配合利益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政治科学中的科学精神之所在。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只管对现实的政治研究是准确的，但它仍只是为一定的阶级或团体服务的政治而不是科学。可是，我们面临现实的世界，终究很难为它确定一个完整统一的价值尺度。
政治科学必须尊重现实世界的这种不完整性和多元的价值尺度，因为它们都是每一个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差别的政治理想是差别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它们都是由差别社会的差别文化基本决议了的。政治价值目的的差别文化基本虽然存在着冲突，可是随着人类文化来往的频繁，差别文化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已成为主流。
因此，随着时代的生长，人类种种政治理想和价值目的的选择是会逐渐走向统一的。这种政治价值的统一性，是随着人的职位和人的价值不停提高、不停实现而不停形成的。所以，在此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的话来说，政治科学如同人类政治生活一样，是一个不停进步、不停变化的历程，其科学目的的完善是永远不会有最后那一天的。
5.结语本文在对政治科学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作出叙述之后，可以说一些与本文稍远一点的话题作为竣事。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即有关一些政治学的性质和方法论的辩说。行为主义者认为，政治学要成为科学，就应该象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那样来研究现实的政治世界。
由于西方政治学深受这种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给政治学研究带来的结果一定体现为，把政治学的重点从对合理的政治价值目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探讨，转移到只对详细的政治行为的控制和操作上，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研究。因此，行为主义者在举行现实政治的研究时，仍只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原则上。它可以清楚地叙述某种思想或制度的源流与沿革，却不能详察它们兴起或衰亡的详细原因；它可以从富厚的政治现象中归纳出某些表层的联系，甚至是发现某些鲜为人知的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但它还不能真正掌握政治运动的走向与纪律。
可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属于专家的，它虽搜集了种种有关政治的专门知识的“学问”，但不是服务于社会的科学。只管它的内容是现实的，但作为科学，它的精神却离现实很远。可是，我们也没有丝毫阻挡行为主义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现实政治的意思。究竟它为我们的研究扫除了一些障碍，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
不外，我们的政治研究还是应该回到它的现实中来的。只有当我们对现实的政治不仅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对政治的研究也不仅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我们只有在把人类的政治生活自己，作为一种科学的有意义的目的来追求时，“政治科学”才会作为真正有意义的科学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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